宗族的祭祖

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宗族之第 一大事为祭祖。祭祖制度主要包括祭祀的场所、对象、祭期、祭品、祭具、程序和主祭、参祭人员，内容复杂，历代又多有变化。就祭祀场所言，主要有庙祭、寝祭、墓祭。祭祀场所的不同，反映了祭祖的规制不同，所以这里以祭祀的场所为线索，介绍一点祭祖常识。

庙的本义是祖庙，后来才有祭祀山川神灵之庙和奉祀圣贤功德之庙。宋代以前，王室和贵族才有资格建立宗庙，王室的称太庙，贵族、官宦的称家庙，宋代以后的祠堂就是庶民化的宗庙。庙祭是宗族一以贯之的最隆重也最有聚族作用的活动。现在随着宗族的瓦解和人们观念的变化，庙祭基本消失了，现在举行的所谓公祭先祖，不是也不可能是过去的庙祭式样。

帝王的太庙，建在帝宫左边（左庙右社），明清王朝的太庙（今劳动人民文化宫）在天安门左边，社坛（今中山公园）在右边，即为实景。东汉前的太庙实际是个建筑群，诸庙都向南，太祖庙居中，昭（第二、四代偶数之祖）庙居其左，穆（第三、五代奇数之祖）庙居右，依次排列（墓葬也如此，“先王之葬居中，以昭穆为左右”）。《王制》说太庙夏代5庙，商代7庙，周代7庙（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），即始祖庙、二祧（高祖的父、祖父）庙、四亲（父、祖、曾祖、高祖）庙，先祖之妣祔祭，不单立庙。礼制规定，太祖庙不毁永祀，昭穆庙必须依次由近而远，增后毁前，保持“三昭三穆”或“二昭二穆”、“一昭一穆”这个常数，即增加一座近祖昭庙，就要毁掉排在最 先的远祖的昭庙，穆庙亦如此。被毁庙的先祖的神主收入太祖庙，到殷祭（大祭，即三年一祫、五年一禘的远近诸祖神主的合祭）时才请出供奉，日祭、月祭、时祭（春祠、夏礿、秋尝、冬烝）只祭祀未毁庙之神主。郑玄说“殷则六庙，契及汤与二昭二穆”，殷墟遗址发掘和出土卜辞证明郑说属实，商王室只有六庙，诸宗庙各自有门，整个建筑群还有一个共门（卜辞称“宗门”）；先王宗庙有一王一庙和多先王一庙（称大宗、小宗或大示、小示）两种形制。周朝太庙又称宫，“前制‘庙’以象（模仿）朝，后制‘寝’以象寝。‘庙’以藏主，列昭穆；‘寝’有衣冠、几杖、象生（生活）之具”（蔡邕《独断》），不仅可用于祭祀，亦可用来接待臣属。

三代无墓祭之礼，祭祖必须在庙中举行（“天地神祗，坛而不屋，人鬼则于庙中祭之”王筠《说文句读》）。宗庙祭祀必须由宗子主祭，其他人不能进入宗庙祭祀。祭祖有四时之祭：春祠、夏禴、秋尝、冬烝。如果祭祀时恰逢宗子不在，庶子们便“望墓为坛而时祭”。墓祭就是这么来的。自春秋战国起，大小宗制遭遇破坏，“望墓为坛”这个变通的祭祖方式也便由“时祭”变成一个常祭习俗。至汉代以后，官僚贵族开始在墓左建立冢祠（亦称祠堂）来墓祭，兼有守墓之意。由于建冢祠相互攀比，越建越奢，又不合礼制，晋朝下令禁建。之后，至宋代，由于佛教自东汉渐入、道教自魏晋渐兴，一种融佛教、道教于儒教的墓祭方式又出现了，这就是在墓边或在附近择地敕建、自建功德坟寺、坟庵，还有的置办守田，或是委托寺观管理、代祀。这当然是少数贵族、大族的墓祭方式，普遍的方式还是到墓地焚香、烧纸、酌醴、供馔、跪拜，即“上墓”、“扫墓”，“上墓”时间也渐渐固定在寒食节。唐玄宗认为“寒食上墓，礼经无文，近世相传，浸以成俗。士庶有不合庙享，何以用展孝思？”，于是在开元二十年（732）发布诏令：“宜许上墓同拜扫礼”，“编入礼典，永为例程”，寒食扫墓从此成为钦定的祭祀制度。寒食节在清明节前一二日，清明节又是踏青节，人们将祭祖和踏青合二为一，从此，也就多在清明节扫墓了，到现在清明扫墓成为定例，寒食节扫墓倒几乎不太为人注意、知晓。我族家训对扫墓提出了要求：“长幼相率，同诣各墓拜扫，使知所在，一防平塌，一防侵占”。

寝祭，即在家里厅堂设龛祭祀。贵族既有庙祭，也有寝祭，庶民则只有寝祭。寝祭就是在住所祭祀先祖，演变到现在就是常见的农历七月鬼节祭祖，我们茶陵俗称“七月半祫（读侠）饭”（一般初十日前开始“接”来供飨，十五日下午烧冥币“送”归）。这种影堂悬挂祖像或矗立木牌神主的寝祭方式，也为贵族普遍接受，司马光依此写了《书仪》，确立了影堂祭祖制度，朱熹《家礼》加以完善和发展，制定了祠堂祭祀之制，开启了新的祭祖方式。

“祠堂”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，当时的祠堂建于墓所，曰墓祠、冢祠，这些墓祠堪比宗庙，可以会聚宗亲、乡党。晋朝禁建墓祠，自此“虽贵为大夫，犹祭于寝”，但宋代后，仍有不少地方建墓祠。墓祠不合礼制，低级官员和士庶又不具备建造家庙资格，加之唐宋时期家庙制度的缺陷、少数权臣立庙僭滥，催促了影堂祭祀的产生和发展。宋至和年间，丞相文彦博请敕令建家庙，太常礼官苏颂认为家庙制度的基础是“封土建国”制度，现在没有赐田和封爵制度，就可以学习唐人的“寝堂祠飨仪”，主张用唐代的“寝堂祠飨仪”这种简约的办法，实行影堂祭祀。影堂祭祀是以先祖的绘影图形、祠版为祭祀对象的简易祭祀祖考的形式，是一种嫁接了庙祭的寝祭方式，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论官爵之高卑均可设立。司马光的《书仪》大力推崇影堂制度，又使得人们对这种简易祭祀的方式予以更多的认同，并得到朝廷认可，影堂祭祀在北宋就普遍兴起来了。司马光所倡导的影堂祭祀也遭到了宋儒及后世的非议，如“二程”就认为“今人以影祭，或画工所传一髭一发不当，则所祭已是别人”，很多学者主张摈弃影像祭祀，恢复神主祭祀。朱熹鉴于此，写了《家礼》，开启了祠堂式祭祖方式，实际上是纠正《书仪》，尊重了唐代以来同族祭共祖的习俗，吸收了民间祭祖习俗，改用祠堂之名，简化家庙建筑之式，完善寝祭之法。“古之庙制不见于经，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，故特以祠堂名之，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”，这个评价揭示了祠堂祭制的实质是祭祖庶民化，制度俗礼化，这样既可以使庶民宗庙祭祖合法化，又可以促使宗族内的权贵与平民一同祭祖，更有利于“敬宗收族”。

旧时族规甚严，别说是外姓，就是族内妇女或未成年儿童，平时也不许擅自入内，否则要受重罚。解放后，祠堂或改为学校，或改为民居，或改为其他活动场所。改革开放后，现存的祠堂有的恢复为宗族或村庄公共场所（含祭祖），有的列为文物予以保护，新建的祠堂一般用于祭祖和办喜事的场所。

这里还说一下古代的告墓。告墓是与祭祀近似的与先祖沟通的方式。三代时期贵族就有族墓制度，西周、春秋时代，贵族和国人都被集体安葬于公共墓地。按礼，除了凶死者外，所有族人都应葬于族墓。宗主遇有有紧急的事情，或有重大情况，相信先祖“地下有知”，有时也要去族墓报告祖先，否则怕先祖怪罪，当然也同祭祀一样，有祈求先祖指示、保佑的意思。